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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刊入选第二批学术期刊名单
期刊类别:纯教育、G4
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-3089
国内统一刊号 CN15-1362/G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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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日期:每月25日

我刊投稿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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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图分类号】G633.3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2095-3089(2016)07-0042-01 
  “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;然而,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,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,‘五四’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,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。”(茅盾:《关于长篇历史小说〈李自成〉》) 
  实际上,创作《李自成》不是姚雪垠先生的初衷。1956年春,中南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。会议期间,由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主持开办了一个临时的电影文学讲座,陈局长热情洋溢、满怀豪情地动员大家多写电影剧本,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年轻的电影事业。根据自己的素材积累、创作专长,经过深思熟虑,46岁的姚雪垠先生提出:写作“太平天国”方面的电影文学剧本。不料,57年风云突变,姚雪垠因敢于说真话成了“极右派”,被下放劳动,心灰意懒。幸亏妻子王梅彩耐心鼓励,重新燃起生活希望之灯,偷着继续写作,不过,他初衷大改,酝酿、着手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的创作了。 
  60年代初,摘掉“右派”帽的姚雪垠,回到武汉,专心写作《李自成》。为了保证全力以赴、解除其后顾之忧,妻子王梅彩毅然辞去所钟爱的职业教育工作,成了“全职太太”“专业秘书”,她以花甲之年,竟然学会用老式打字机,将姚雪垠凌乱的草稿敲打成清晰、规整的文字。同时,姚雪垠也得到了官方支持,受邀去北京与文化部主要领导著名文学家茅盾、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就《李自成》创作展开讨论、进行修改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江晓天更是呕心沥血,不计个人得失,与作者通力合作。众人拾材火焰高,《李自成》第一卷(上下两册,50万字)于1963年6月公开出版发行,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。 
  其实,农民出身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十分看重李自成。延安时期,以“精兵简政”而闻名的李鼎铭先生朋友李健侯写了一部描写李自成的小说《永昌起义》,毛主席带在身边,经常翻阅,进城后,还交代周扬印出一些,让大家读一读。1944年11月,毛泽东致函重庆的郭沫若,盛赞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说:“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。小胜即骄傲,大胜更骄傲,一次又一次吃亏,如何避免此种毛病,实在值得注意。”的确如此,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,主席就说,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,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,不要重犯胜利即骄傲的错误!当年,主席进京时,还告诫同事们,不学李自成,“赶考”要及格。当然,博古通今的毛主席对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很有兴趣,并给予充分肯定——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,从政治角度考虑、评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。1966年7月,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,下榻东湖宾馆,曾指示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保护姚雪垠。尽管如此,姚老还是屡受冲击。姚老曾经深情地回忆说:“我当时在武汉的日子很不好过,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,天天来干扰我,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《李自成》,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。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,这一建议虽好,但有很大风险。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,又是摘帽右派,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,就惹大祸了。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,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,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,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,马上给我回信,说是有办法的,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,嘱我用毛笔写信,字要大一点。1975年10月19日,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,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。”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,又患眼疾,他看了姚老的信后,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: 
 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。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、三卷至五卷。 
 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。 
  “文革”尽管结束了,但当时姚雪垠仍很困难,只身借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里写作,户口又不在北京,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。住处太小,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,影响了工作,不久,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,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,提出了一些要求,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,及时将问题解决了。因此,才使《李自成》第二卷(上、中、下三册,83万字),第三卷(上、中、下三卷,97万字)分别于1977年1月、1981年8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出版。其中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。 
  1999年4月29日,89岁的姚老先生溘然长逝,热心读者痛惜哀悼之余,纷纷关切地询问《李自成》最后两卷的情况。姚老之子姚海天通过媒体作了答复:老人逝前基本完成,不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。殊不知,展示《李自成》这部历史大悲剧最终结局、各种悲剧性格塑造完成的第四卷、第五卷,凝聚了令人尊敬的老作家姚雪垠先生17年的心血汗水!早在80年代中期,老人就完成了这两卷的口述录音书稿,有些章节修改后,经由《小说》杂志连载,得到普遍好评,但老人不满意,视作“未定稿”,不肯公开出版。正如姚老生前助手俞汝捷回忆的那样,老人“太认真”“太苛求自己”。为了写好、写准确四、五卷有关内容,不顾年老体衰,查阅大量明清史料,实地考察事件发生地山海关、通山等处的山形地貌,将数年结撰的二三十万字的不满意书稿毅然推掉,重写。伴随日月推移,老人渐入耄耋之年,日复一日的案头劳作使他勉强支撑。1997年初春,就因劳累过度,突发中风摔倒——病床醒来,还念念不忘:“我要起来写《李自成》,写不完对不起读者。” 
  1999年春节之际,中国作协领导陈昌本给病重的老人带来好消息,作协决定,把《李自成》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,老人非常欣慰,吃力的表示:功劳是大家的。遗憾的是,老人没有看到书的出版。然而,这项工作正加班加点、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许建辉同志作为姚老的后期得力助手,老人病后一直在整理四、五卷书稿;实际编辑过程中,俞汝捷、陈浩增、王维玲、周勃、胡德培等对校样仔细审读;洪光义、李刚等帮助进行终校;青年社的李向晨、吴晓梅担任责任编辑参与协作、统管全局、调度每个环节;终于,群策群力中,《李自成》第四卷(上、下两册,50万字)、第五卷(上、下两册,48万字)在1999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高质量、如期、同时出版。 
  知此,走得并不遥远的雪垠老人可慰九泉! 
  姚老谢世后,先生的亲属根据其生前夙愿,为鼓励和推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,特捐赠姚雪垠先生的著作稿酬50万元人民币作为“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”,并在此基础上设立“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”。2003年,2007年已颁奖二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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